[54]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354页。

十多年后（程颢也于1085年去世），程颐晚年的弟子尹焞读到《横渠先生行状》（此时起码已经在1090年之后），于是便和程颐有了如下一段对话。朱熹：《中庸集解序》，《朱熹集》，卷七十五，第3956页。

很明显，这些记载都是出自当时参与者的回忆，但这里却既没有坐虎皮的说法[34]，也没有所谓尽弃其学的影子。而这一轮廓也可以解释一个基本事实：虽然程颐对于自己的思想学说非常自信，但当他看到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中之所谓有‘见二程尽弃其学之语时，马上就明确地表态说：表叔平生议论，谓颐兄弟有同处则可，若谓学于颐兄弟则无是事。但尹焞的这一无稽之谈却由于朱子勇撤皋比的像赞，从而也就成为道学史中一个无法忽视的史实性掌故了。比如到了元代，在脱脱领衔所著的《宋史·张载传》中，其关于这一公案的叙述居然就是吕大临的《行状》记载与尹焞之坊间传说的一种杂糅：尝坐虎皮讲《易》京师，听从者甚众。在《二程集》中，此条属于祁宽所记的《尹和靖语》，如果此条真属于尹和靖语，则此人的人品就大可值得怀疑。

尽管在二程之间最接近于周敦颐之为人气象的是程颢，但在朱子看来，从周敦颐到程颢所表现的为人气象意义不大，朱子实际上也并不喜欢这些方面的内容。根据这一情况，我们初步可以断定，朱子所谓勇撤皋比一说的根据也就全然出自尹焞所杜撰[16]的从坐虎皮，说《周易》到是日更不出虎皮也[17]一说（因为以笔者所见文献为限，所有关于张载坐虎皮，说《周易》的说法最早就出自尹焞的上述记载）。隋唐两朝制度受《周礼》影响深远，《唐六典》即从《北周六典》演化而来，三省六部、选拔考课等文官制度，都与《周礼》经学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孔子既欣赏其文的丰富性——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同时更强调对质朴实质的追求：礼乐的核心不是外在形式，而是内在精神，是面向治理本质的制度探索。王莽以《周礼》为制度依据，试图将其中包含的职官制度和治理政策一一实现出来，但其改革却造成了严重的政治与社会秩序混乱，最终自取灭亡。泉府是国家的财政储备与调控机构，其意义重在均平变通流通，结合法家利出一孔轻重制御的观念，王安石提出了开阖敛散的经济治理思想。这对于我们理解中华文明大一统体系建构的内在逻辑，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周礼》既具有礼文的丰富性和仪式性，同时又是一套以职事为中心的、务实的政治方案。 在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中，统一性是非常重要的特质。

在各种内外因素中，《周礼》是一条很重要的线索，对中华文明大一统体系的建构具有深层意义。其内涵极为丰富，凡邦国建制、政法文教、礼乐兵刑、赋税度支、农商医卜、工艺制作，各种名物、典章、制度，无所不包，堪称上古文化史之宝库。若于理可为，则虽周公未尝有此，亦必为之。更进一步，如果跳出经学—政治的视角，还可以把《周礼》理解为一种文质相兼的中间状态或者理想状态。

对于中原王朝而言，《周礼》不仅是一个在政治制度上可以取法依托的理想模板，同时也是各种国家治理思想与观念资源的宝库，从中能够挖掘出十分丰富的意蕴。如金中都、元大都、清代北京的建制，又如南北郊祭天与祭地礼仪的合与分，无不体现经学对政治的深刻影响他认为，以《周礼》决事者，学周公之次者也。在各种内外因素中，《周礼》是一条很重要的线索，对中华文明大一统体系的建构具有深层意义。

南北朝时期，拓跋鲜卑建立北魏王朝的过程中，就与当时北方地区的士大夫合作，大量吸纳了《周礼》的内容作为王朝建制的根基。王莽与王安石的变法体现了《周礼》的两极：一边是务虚文，一边是重实质。

而周克商的历史经验，则给周人带来了全新的天命观和价值观——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泉府是国家的财政储备与调控机构，其意义重在均平变通流通，结合法家利出一孔轻重制御的观念，王安石提出了开阖敛散的经济治理思想。

《周礼》的渊源、内涵与政治文化意义《周礼》一书本名《周官》，是一部以王官制度形式保存记载周代典制，同时表达政治理想的儒家经典。依靠新货币财政体系，可以整合运转大量社会剩余财富，再通过各种渠道投向更多细分领域，如农田水利、灾伤赈济、吏员薪俸、保甲编户、治安武备、缘边经略等。《周礼》作为一条文质相兼的精神线索，在中华文明大一统体系建构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这是一个极为重要且深刻的教训。变法的价值关怀即《周礼》的核心理念惟王建国，以为民极，尝试在中央政府与基层民众之间建立各种直接通道，跨越豪商、高利贷者等中间阶层，实现财政的双向循环流通。其内涵极为丰富，凡邦国建制、政法文教、礼乐兵刑、赋税度支、农商医卜、工艺制作，各种名物、典章、制度，无所不包，堪称上古文化史之宝库。

在中华文明大一统的进程中，北方民族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但传统叙述视角较多关注其军事文化、治理技术以及民族融合等部分。为了配合拓展这一模式，政府大规模铸造发行货币，包括铜钱、铁钱等金属货币，也包括盐钞、茶钞、交子等纸质券币，以增加基层财政拨付，加强市场流动性。

北方民族政权出于统治需要，必然会往文的方向去丰富礼乐制度，同时又要警惕过度汉化带来的困境甚至危机，因此也需要向质的方向去删减还原。特别是辽金、元、清等朝代的北方民族，在沿袭的基础上，不断依托儒家经学塑造王朝体制与政治合法性地位，除了在制度礼文方面的设置外，也体现在都城建筑格局上。

更进一步，如果跳出经学—政治的视角，还可以把《周礼》理解为一种文质相兼的中间状态或者理想状态。其基本结构分为天、地、春、夏、秋、冬六官，核心理念是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具体内容则是以设官分职的形式，勾勒出一整套国家治理体系。

 在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中，统一性是非常重要的特质。传统对《周礼》的关注，较多集中在经学与文献学领域，但近年来，有学者注意到《周礼》与两汉、北朝、北宋及明清政治改革之间的深刻联系，将《周礼》经学的内容与不同时代的制度创设探索相结合，勾勒出一条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演变的历史线索。历史上，分久必合与大一统的建构是一个基本趋势，这里面既有历代思想家、政治家在伦理观念和礼乐制度层面不断探索创造所带来的文化凝聚力与文明向心力，同时也是各族群之间交往、砥砺、碰撞、融合的产物。对于中原王朝而言，《周礼》不仅是一个在政治制度上可以取法依托的理想模板，同时也是各种国家治理思想与观念资源的宝库，从中能够挖掘出十分丰富的意蕴。

与之相反，王安石注重发掘《周礼》在经济治理方面的实质意义，依托经义进行大量的政策创新，却又容易让反对者质疑其过分重视理财聚敛而忽视礼乐政教，甚至是假借经典文饰私意。隋唐两朝制度受《周礼》影响深远，《唐六典》即从《北周六典》演化而来，三省六部、选拔考课等文官制度，都与《周礼》经学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周礼》对北方民族建构王朝制度体系的重要意义《周礼》作为一部经世政典，不仅对中原王朝影响深远，对于北方民族建构王朝制度体系也有格外重要的意义。这不仅是个体修身的原则，也可以用来理解中华文明演变的内在逻辑。

有北方民族基因的王朝，如北魏、北周、隋唐、辽金、元、清，因其身处的生存环境、固有的生活习俗与政治生态、面对的治理问题与困境，都有某种相似性，因此包括《周礼》在内的儒家经学，既可以成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与话语旗帜，吸引中原士大夫的认同与归附，同时也可以为其建构新的治理体系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其本质是政府主导下的高速高效的经济循环，依托中央到地方各级资源、机构、渠道、信息、价格、仓储等要素，裁汰冗余，规划重组，转移支出，定向投放，推动经济结构与组织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到北魏分裂为东西魏之后，处于弱势地位的西魏选择高举周的旗帜，以《周礼》为蓝本改革制度，将经典中的六官之制与汉魏旧制和鲜卑八部制度相融合，既能够维护统治阶层特别是鲜卑贵族的利益，同时也能兼顾汉族士大夫的利益和价值诉求，从而促进民族融合，为后来的隋唐王朝奠定了制度基础，客观上推动中国走出南北分立的历史泥潭，重建大一统政治秩序。王莽以《周礼》为制度依据，试图将其中包含的职官制度和治理政策一一实现出来，但其改革却造成了严重的政治与社会秩序混乱，最终自取灭亡。在这一问题上，依然有很大的探索空间，特别是《周礼》与北族王朝在思想、文化、信仰、制度以及治理模式方面的深层联系，还有待进一步的辨析。王安石的财政经济改革思路均源于《周礼·地官·泉府》的内容。

《周礼》既具有礼文的丰富性和仪式性，同时又是一套以职事为中心的、务实的政治方案。如金中都、元大都、清代北京的建制，又如南北郊祭天与祭地礼仪的合与分，无不体现经学对政治的深刻影响。

青苗、市易分别主导的农业贷与商业贷致力于推动货币结算，而免役法则借助货币化的方式，实现基层劳役资源的重新配置，形成了一定的劳动力自由市场。这场改革同样以《周礼》为经学基础，如青苗、市易、保甲、免役的诸多政策，都脱胎于《周礼》的理念。

真学周公者，仰观天，俯察地，中考人事。从文王、武王伐纣翦商，到周公定鼎雒邑、制礼作乐，周初的一系列措置，为之后三千年中国政治奠定了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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